我是一個在越南窮僻壤出生的村童，六歲那年跟著父母一起遷到大城市居住，從此告別農村生活，一直到今天。我對出生地的印象已經非常糢糊，到了五十歲那年，從香港回到越南，由一個仍留在那裡的家姐陪同我去作尋根之旅，但這個旅程徒然增加了更多的陌生感，已無法把今天的我和昔日之我連接起來。時間與距離將我原本的「鄉土味」冲刷得不留任何痕跡。越南話曾經是我童年時期主要用來溝通的語言，但早已忘得七七八八，如今只能說出簡單及粗陋的幾句。這樣看來，老家給我留下之印記只限於舌尖上的味覺，越南烹調對我仍然具有吸引力。
十五歲那年來到香港，和原居地唯一的聯繫是通過斷斷續續與父母的書信往來，有漸行漸遠的感覺。越戰爆發後，越南與外界之間的往來幾乎完全中斷。我得到香港政府的收容算是幸運，從此放棄了任何返回老家和家人團聚的念頭，一心一意在香港落地生根。如每個普通人一樣，求學、工作、成家立室，安定的生活，就是我追求的最基本目標，三十多年不經不覺就這樣過去了。我由一個一開口便露出「越南僑生」身分的外來客，經過歲月的洗禮，逐漸改變而成為一個「地地道道」的香港人。說得一口流利及帶有香港特色的廣東話，融入了當地人的社會，也是時間與距離將我原本的「華僑味道」洗刷得一乾二淨。
當年香港仍是英國的殖民地，在英國人的統治下，英語不僅是官方語言，也是工商界的主導語言，上流社會流行的語言。我選擇到英文學校上課，拼命學英文，以迎合社會的需要。離開學校之後，我就傾向於選擇一些外資公司尋找工作，認為薪酬比較高及出路比較好，這個想法一直沒有改變。為了學好英文，任何渠道都不會放棄。我發現實用英語的重要性，為加強這方面的能力，當年我只集中看兩份英文報：《南華早報》及《英文虎報》；看電視也盡量選擇看英文台，中文台只作為參考之用；看電影更加是「好萊塢」的製作才會購票入座，聽音樂也是英語流行曲。今天回想起來，才覺得真的是難為了自己！
到了加拿大之後，隨時隨地都有機會使用英文，再沒有必要像以前那樣地要特別專注去學習，反而覺得身為炎黃後裔的我，學好中文更有意義，因此開始「惡補」這一科。我選擇一些優秀的的中文著作來讀，也開始學習寫作，同時嘗試投稿，並幸運地獲得青睞。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，逐漸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，並持之以恆。以前覺得能夠講得一口流利的英語十分重要，是社會地位被認可的必備條件。如果今天再以這個標準去衡量一個人的地位，未免太狹窄了。
回顧此生的一些往事，最幼稚的行為莫過於申請入「英國籍」。當時這樣做，因為誤信持有英國護照的人比較容易取得入境簽證，可方便出國旅遊或工作，後來才發覺沒有這個必要。其實英國人從來都把一些「英籍」香港人當作他們的二等公民，而我們自取其辱仍不自覺。
我以前也很崇拜美國，感覺他們的政治體制、文化、藝術、科技、工商業、生活條件都是勝人一籌，值得我們學習與模仿。其實美國電影將他們的成就誇大了，言過其實。為了宣揚美國人的素質，美國第一任總統華盛頓，在少年時代砍倒家門前的櫻桃樹，為此向父親認錯的故事，也可憑空創造出來，使到我和很多人一直信以為真。今天美國社會風氣之敗壞，美國人在境外之惡行，使我對這個國家的觀感起了巨大的轉變。加拿大與美國為鄰，處處受制於這個強鄰，我很擔心加拿大會被美國「同化」，成為它的附庸國。
我對中國的觀感剛好與美國相反。筆者在一九五八年回國升學，第一次踏足中國大陸，所目睹的都是極度貧窮與落後，連越南也比不上。本來是充滿希望而來，結果是大失所望而離開。中國一直徘徊在貧窮的邊緣，直到一九八零年推出改革開放的政策，中國才打破這個局面。我任職的公司看準這個機會，成為前往中國投資之外企的先頭部隊之一，筆者有幸參與其事。從那時開始，我一直密切注意中國的發展，其速度之快，效率之高，令人贊嘆不已。
客觀的環境一直在改變，為了適應這種改變，我們必須與它同步進行，否則便會落伍，甚至會被淘汰。與時俱進，保持靈活，才能在這個傾刻萬變的世界穩守自己的崗位。我一直在告誡自己，千萬不要失去應變環境轉變的能力，這樣才會活得開心。
2202/07/08 黃啟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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